20世紀80年代，我在縣級泰州市第二人民醫院（即如今市人民醫院南院前身）工作，傳染病科是當年該院最大的科室。由于計劃免疫工作還未完全列入國家免費，傳染病發病率和病死率居高不下。流腦、乙腦、痢疾、傷寒、麻疹、腮腺炎、出血熱、肝炎等是常見病。這些疾病大都發病急，病情兇險，致死致殘率高。除七月份的乙腦集中發病，夏季傳染病最常見的是痢疾。那時衛生條件和衛生習慣差，病人很多，而且多為夜間急診。小孩子發病急，不少患兒送來時已昏迷，家長急得不得了，盯在醫生屁股后面。一天凌晨三點鐘左右，某鄉鎮醫院的一位醫生親自送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來急診，小孩已經在當地醫院掛了一天水，昏迷后連夜轉送我院。我檢查病孩并仔細了解之前的用藥情況后，給小孩掛了一小瓶50毫升小蘇打水，喂了半片當年剛進口的一種治療菌痢特效藥PPA。病人家屬黑壓壓一大群圍著我，對我的治療流露出極大的疑慮，我安慰他們：“別急別急，先用點藥看看。”陪送的醫生悄悄把我拉到一邊說：“我們已經掛了一天一夜水，什么好的抗生素都用了，這家三房只出了這個男孩，寶貝得什么似的，千萬小心啊。”早晨，小孩已經活蹦亂跳在院子里玩耍了，孩子爸媽看見感激萬分：“好了好了，藥用下去一會兒就好了。”

　　大概是我到傳染科工作的第二年夏天，我還沒起床，電話鈴響了，是老家村主任打來的，他的一個堂弟在當地醫院已經昏迷了一天一夜，醫院說沒救了，讓拉回家去。村主任希望我能去看一下，實在沒救就拉回去。我沒洗臉刷牙，叫上醫院的救護車就趕去了。病人奄奄一息，全身冰涼，脈搏摸不到，血壓是零，心跳幾乎聽不到，呼吸就像臨死前的魚一樣，半天張一下口。我了解了治療經過后，跟病人家屬講，如果愿意死馬當作活馬醫，我就帶回醫院搶救。家屬有些擔心，生怕死在外面。村主任拍著胸膛說：堅決讓陳醫生拉走，有問題我負責。我立即請當地醫院的護士給病人打了強心劑，快速推了250毫升小蘇打水，然后拉上病人風馳電掣趕回醫院，用了兩種關鍵性藥物后，病人恢復了心跳呼吸和血壓，睜開了眼睛。這個事例多年來一直在我老家傳頌，一些年紀大的人有了什么疑難雜癥，往往一定要找我看一下，我說沒救了才死心塌地。有段時間我在外地工作，他們竟雇專車趕去找我。

　　以上兩例都是感染性休克，搶救原則中，除了抗感染外，最基本的是擴容、糾酸、強心、護腎等，上兩例病人入院前搶救中，已經做了抗感染、擴容（掛水），但“糾酸、強心”等非常重要的措施沒有使用。這就像一桶石油只要一根火柴就可點燃一樣，我掛的一小瓶小蘇打水或打的一支強心針，就是做了點火的關鍵之舉。人們常說“霉醫醫頭，時醫醫尾”，雖然有一定道理，但醫尾的時醫還是要靠扎實的基礎理論和臨床實踐。

　　我退休后在外發揮余熱。一個朋友專程找到我，說他被宣判了“死刑”——晚期肺癌。他不甘心，一定要我看一下才死心。當年CT尚未普及，病人的胸片上確實有雞蛋大的腫塊影，但缺少側位胸片，加查了側位胸片后，我覺得雖然不能排除癌癥，但首先應考慮炎癥性腫塊。我囑其回家后先抗炎治療半個月，再復查胸片進行對比。半個月后，他找一位肺科專家要求復查胸片。誰知這位專家一看原來的片子，立即開出住院通知單，讓病人第二天做肺癌介入治療。病人希望拍張胸片復查一下，醫生武斷地說：“復查什么啊，越拖越誤時間。”病人沒辦法，撥通我的電話，我和這位醫生通話，建議先復查一下胸片，想不到，這位醫生竟拒絕了我的建議。結果病人第二天被拉到了腫瘤介入治療室，開機后卻發現病人肺部什么都沒有，病人當天就辦了出院。我這位朋友告訴我：“老婆整整哭了一晚上，我進手術室時，魂都嚇得沒了。你的水平就是高。”其實，我自己知道水平一般（絕不是謙虛）。我經常告誡自己：一個醫生，面對生命，須如履薄冰。特別是有了“專家”頭銜，千萬不能愛面子，過分自信。

　　1989年秋天，里下河地區耐藥性傷寒大流行，過去常用的治療傷寒的藥物無效，傳染很快，興化的茅山、周莊等地，整村整莊的人得病，商店關門，田里的莊稼熟了無人收割。省人民醫院派來專家組，三個專家中竟有二人傳染上傷寒。當時全國好幾個地區流行這種耐藥性傷寒，均無有效治療方法。我們二院傳染科卻憑一種口服藥氟嗪酸，有效治愈率95%以上。里下河地區的病人紛紛涌入二院，當時我們傳染科只有六十張床位，只好到處加床，連浴室中也住滿了病人。幾個月的流行期中，我們治好五百多傷寒病人。這么多的病例后來成了我論文的資料。當年在揚州召開的“傷寒防治研討會”上，我介紹了我們的經驗，不料，不少人根本不相信我們95%以上的療效，有人還嘲笑我們“省人民醫院的專家都沒辦法，你們僅憑一種口服藥就能治好？”最后，主持會議的蘇北人民醫院傳染病專家站出來解圍，他說，他的一個侄兒就在泰州二院傳染科當醫生，他說：既然沒有其他好方法，大家不如回去試一下。反對派回去一試，無不顯效。很快，這次耐藥性傷寒流行被撲滅了。全國知名傳染病專家、北京302醫院的姜素椿教授看到我的論文《江蘇省里下河地區耐藥性傷寒的流行特點和治療方案的研究》后，特邀我參加了兩次全國性的高規格學術會議。2001年的黃山會議，幾十個參會人員均來自省部級以上研究機構或省第一人民醫院，來自地級市的代表僅我一人。十個大會發言者，有我一個。會后三個小時討論，圍繞我的發言竟然花了兩個半小時。原因是過去公認的傷寒療程是14-21天，而且復發率頗高。我提出了7-10天

　　的短程療法，復發率較低，這就有點標新立異了。最后還是當時最權威的傳染病專家戴自英教授結束了爭論。他說：“前幾天我看到印度一篇報道，使用頭孢三嗪一日療法治療傷寒，療效確切，既然國外能有‘一日療法’，我們為什么不能有一周的‘短程療法’？我看可以一試！”會后，中國抗生素雜志發表了我的文章。也就是這次會議，我認識了很多中國最著名的傳染病專家，他們也認識了我，每次國內重大學術活動都會邀請我這個小人物參加。當年一種新藥洛美沙星的臨床驗證科研，全國共分十個組，其中一個組就是我們醫院。當年中國傳染病專家第一塊牌子、上?？股匮芯克L張永信教授，不僅來泰作專題學術講座，還幫我在上海華山醫院安排了好幾個泰州進修人員。